黃應貴教授榮退大作《「文明」之路》發表會活動報導

Categories: 活動報導
Tags: No Tags
Comments: No Comments
Published on: 2012/10/24

整理/楊筑鈞

集黃應貴老師布農族研究大成的作品《「文明」之路》新書發表會,於101年10月18日在臺大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許多人類學、民族學及歷史學領域學者及臺大人類學系眾多師生皆蒞臨會場參與此一盛宴。

活動由臺大人類學系林瑋嬪副教授主持,林瑋嬪副教授當年在臺大人類學系就讀時即為黃應貴教授之學生,她以幽默風趣的口吻,與大家分享修習黃應貴教授課程時的一些軼事,也提到透過黃應貴教授田野訪談的資料,讓有志於人類學、民族學的後進們,在從事田野工作時,能夠藉此隨時檢視自身的田野訪談是否有所缺漏,幫助自己在田野工作中進行更加周詳的研究。

臺大歷史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陳弱水也蒞臨現場致詞,並以身為黃應貴教授十多年鄰居的身分,談起黃應貴教授樸實認真的生活態度,也讚許黃應貴教授在研究上不避諱個人的關心和體會,將自身融入其田野之中,實踐了「我就是田野的一部分」。

接著由臺大人類學系王梅霞副教授(與林瑋嬪副教授同為黃應貴教授之學生),進行黃應貴教授研究歷程及新書《「文明」之路》的簡介。黃應貴教授從1973年開始進行布農族田野工作的研究,就讀於臺大人類學研究所時,選擇了原住民的經濟變遷作為碩士論文題目。在田野工作期間,為解決當地經濟發展上的困難,他協助部落發展出儲蓄互助社、共同運銷、共同購買、勞力互助隊等組織,以解決當地關於資金、勞力及產銷的問題。此時黃應貴教授已經開始從事「應用人類學」,認為自己幫助了部落解決問題,但兩年後他卻發現他引進的儲蓄互助社等組織,將資本主義帶入部落,擴大了貧富差距。他開始從當地人的社會文化性質思考,對部落而言,「什麼是經濟」、「資本主義之外是否有另外的一種可能」這些議題,也埋下他後來對於「基本文化」議題的關懷。在1975年至1976年參與中央研究院王崧興教授研究的期間,他也在出版過的唯一一篇漢人研究文章中提及臺灣中部農業機械化的成功乃在於與漢人社會原有的差序格局相結合。由這些例子中,可看出黃應貴教授對於所處社會當代議題的關懷。

黃應貴教授在1988年取得英國政經學院博士學位回到臺灣後,開始推動「基本文化分類概念」的研究,進行「人觀」、「空間」、「時間」、「物」這些議題的討論,在不同學科互動過程中凸顯出人類學研究的特色與視野。「基本文化分類概念」來自於理性論與經驗論的結合,也就是:知識(基本文化分類概念)是否有先驗的基礎,而不同文化又有不同的內涵及實踐過程,以及個人在實踐過程中改變社會文化的可能性。但黃應貴教授在「文化」的討論,最終仍是希望能夠解決「資本主義之外是否有另外一種可能」這個問題。

在《「文明」之路》第一卷中,從布農族人的「基本文化分類概念」開始討論,進一步探討在日本殖民政府「文明化」的政策之下,當地人如何透過其文化的獨特性進行反抗,凸顯出殖民過程中地方社會的主體性。第二卷則探討國民政府「現代化」政策下,「政治」、「經濟」、「宗教」如何開始成為獨立的範疇。而在這些過程中,布農族人的文化也不斷進行轉化與再創造。第三卷討論新自由主義之下的地方社會,面對充滿不確定與焦慮的當代社會,布農族人發展出「個人化、心理化、多樣化」的「宗教」來面對,個人用不同的「儀式」來處理各自的焦慮,讓自己成為更完整的人(此處所謂的「宗教」、「儀式」又與前一階段不同)。此外,布農族人更創造出不同意象的「家」,呈現「社會關係」的多元性及動態性。更重要的是,個人內在心理動力成為維持社會秩序或者改變社會的基礎或力量。第三卷中所討論的,也是現今大家須共同面對的現象與問題,黃應貴教授始終面對著所處時代的問題,也企盼藉由《「文明」之路》的發表與出版,吸引更多學科的研究者一起提出新的概念,來面對並解決當代的問題,引領臺灣走向一個更好的未來。

接下來由黃應貴教授進行演講,黃應貴教授謙稱自己在研究上並非特別有勇氣,而是從事研究無可避免地需要碰觸當代的議題,這是身為研究者無法去閃躲的。他並提及最初從事原住民研究時的辛苦,由於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光是往返部落的時程,單趟就耗費了一兩天。當時,當地人正在資本主義化,種植著經濟作物。(臺灣從戰爭時期接受美援,同時也開始接受了背後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所謂的現代化理論,已經成為政治上的一種意識形態,這也就是為什麼說研究題目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時代所造成的。)

在資本主義導入部落之前,布農族人並不使用貨幣,但種植經濟作物需要「資本」時,就必須有貨幣存在了。而種植經濟作物還需要「交易」,因為無法只靠自己所種植的經濟作物做為食物,一定要依靠交易,進而產生中間商,以及利潤。此外,大量的種植需要「勞力」,因而需要一起合作來種植,共同運銷等。「儲蓄合作社」的引進,讓當地人適應市場經濟,但也形成窮人存錢,富人借錢投資,造成更大的貧富差距。此時,讓他開始思考「資本主義是否有另一種可能性?」

在馬淵東一的研究之中,強調當地人命定的社會地位,來自父系的繼承;但黃應貴教授在研究中卻發現當地人的權力及地位是來自個人的努力,並非由繼承而得。為何造成這樣的差異?我們必須瞭解研究的背景。黃應貴教授在英國進修的時期,西方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已經無法繼續,人民意識抬頭,群起抗議階級不平等,社會不平等。1984年,倫敦政經學院的學術研究已經不能接受馬克思的理論,轉而走向新興的後現代理論(但此理論太過消極)及實踐論,透過日常去了解文化分類概念。以實踐論來分析布農族的社會,透過「交換」的「相對倫理」(我借你伍佰元,你要還我壹仟元,因為你的財產是我的兩倍),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社會文化隱含著對人的看法-「所有人生而不平等」。事實上馬淵東一及黃應貴教授雙方的論點都沒有錯,只是兩者是從不同面向去看布農族的社會。其實我們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概念,但在布農族的概念中,舉「空間」的例子來看,當向布農族人A詢問族人B的家在哪裡時,A的回答是:在我家的上面(或下面、旁邊),對每個布農族人來說,自己的家都是「中心」,這樣的空間觀凸顯了平等社會的概念,沒有中心或者邊陲的差異。

隨著時代的推進,臺灣社會的改變,也影響了對原住民的研究。九○年代,原住民開始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臺灣原住民族群分類也從九族慢慢增加至現在的十四族。當「文化」逐漸商品化,發生質性改變後,研究出的知識也產生了改變。而每個國家都走向大量生產,世界性資本主義的沒落之後,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運輸(交通工業)及資訊(電腦等通訊產業)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性。商人開始可以選擇對自身而言最有利的地方生產商品,國家力量逐漸弱化,政商結合產生更多經濟問題(金融風暴頻傳、貧富懸殊更大等)。儘管北歐透過良好的社會福利維持穩定,拉丁美洲則由於經歷過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較瞭解強迫市場開放將產生的問題,但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問題始終尚未被解決,於是有了新宗教的產生(因為無法解決經濟上的問題,而產生來解決心理上的問題)。

臺灣在九二一災後重建時,原住民地區的交通和資訊才普及發展。而在前總統陳水扁執政時期,新自由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可從三個方面看見:(一)金融改革(金融六法);(二)二○○二年正式成為WTO的成員;(三)四化:「去任務化」、「地方化」、「法人化」及「委外化」。但企業家與資本家如何成為主導政治與經濟的人?這個問題始終沒有人研究出來。

黃應貴教授提出四個臺灣原住民研究在新自由主義下主要所需面對的課題:

(一)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意識到現在的新自由主義時代?

學界和政府似乎尚未發現,賦稅不斷改革,但就是抽不到富人稅。而國家的疆界越來越模糊,尤其是在上層社會,掌握權力及財富者可選擇自己的國家。從一九六○年代至今,原住民社會也不斷在資本主義化。

(二)必須尋找、創造新的概念

現今社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規則,日本已開始進行此領域的研究,但我們國內此方面研究的發展至今還非常有限。年輕人對「家」的概念已經產生改變,黃應貴教授並舉去年臺北電影節影展中,劉振南的作品《我的拼湊家庭》(My Transformed Family)為例(本片為以敘述男主角阿銘及阿嬤、三叔所組成的家庭的故事為主要劇情),而這些改變卻是老一輩學者無法碰觸的,因為沒有那樣的經驗,難以去想像,也難以去研究。

(三)新時代的新知識

世界變成由「意象」與「想像」所組成,網際網路的發達,讓人們轉為透過影像來看這個世界。教育者必須思考,要教什麼、要如何教,才能夠讓年輕人得以面對並生存於這個新的時代。

(四)臺灣如何跳出歷史的宿命?

原住民社會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極大的關聯。例如:從前荷蘭人在臺灣要種植經濟作物時,招募大批大陸沿海人士到臺灣來,影響了土地領域及經濟的分配。社會文化始終受到歷史的發展所牽動,而時至今日,我們如何找到資本主義的另一條路,讓臺灣能夠跳出歷史的宿命,這也是當代的研究者所必須背負的使命。

No Comments - Leave a comment

Leave a comment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

你可以使用這些 HTML 標籤與屬性: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


Welcome , today is 星期日, 2019/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