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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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2/05/23

整理/楊筑鈞

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於4月26至28日在中央研究院舉辦,邀請近200名國內外專家學者,一般與會者人數也高達500多位,共同分享及討論各領域在臺灣研究上的發現與成果,期望拓展各方學者未來學術合作的機會,增進全球「臺灣研究」的風氣,以提高「臺灣研究」的國際網絡與能見度。

本次研討會共有2場專題演講,26個專題場次,每場次約發表3至5篇論文,總計102篇。各專題之議題皆以臺灣為主軸,範圍涵蓋文學、藝術、歷史、宗教、經濟、社會、政治、法律、考古、環境變遷、語言和原住民研究等,以下就幾篇與考古學及臺灣原住民族相關議題文章做簡單介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益昌教授發表〈考古學研究建構的原史時代台灣史〉一文,由考古學上的發現與研究來討論10至16世紀台灣人類的活動史。

台灣歷史學界通常以17世紀初作為文字歷史的開始,考古學界也通常將17世紀之前稱為史前時代,劉益昌教授試圖以10至16世紀考古學上所發現的訊息來推論台灣原史階段的文化特徵,如玉器的消失、玻璃珠或瑪瑙珠及部分金屬器進入住民社會、中國及鄰近地區製造的陶瓷器局部輸入以及漢人移民進入澎湖定居等,透過這些人群的互動與交換體系,原史階段台灣人群的生活面貌逐漸浮現。

而由南島人群的交換體系、華商的貿易體系及這些活動交互作用下所發生轉變的台灣來討論台灣在東亞和東南亞所處的地位,此階段的活動史,為史前史與歷史文獻紀錄之間的接續,也是形成全貌觀與延續性臺灣人類活動史不可或缺的一段。

劉益昌教授更在最後強調,貼近歷史真實的臺灣人類活動史如何成立,絕對需要跨領域的合作才能成功,各學科觀察切入的方式不同,而產生不同思維方式,透過不同學科本身對其知識與方法論的反省以及深入對話才能達成,這也是此次臺灣學大會最重要的宗旨所在。

熊本大學文學部木下尚子教授發表〈關於在13世紀後期~16世紀的琉球和台灣之間的貿易預測考察〉,討論透過從琉球群島地區的遺址出土的許多各類不同功用的陶瓷器等,可知中國與琉球群島地區的先島諸島、沖繩諸島之間可能在朝貢貿易之前就已經有了直接的往來,琉球群島從13世紀後期到14世紀前期與中國產生了直接的關係,在14世紀後期與中國成立了官方上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從而快速地建立起國家。

另外,在台灣北海岸地部分遺跡中,證實了宋、元、明代陶瓷器的存在,討論琉球列島與福建之間的關係時,台灣也是不可缺少的地區,而目前在這個時期裡台灣與琉球列島之間的關係,考古學者對於這個領域尚未深入研究,今後此部分的研究發展將備受期待。

與木下尚子教授一起從事福建與琉球研究的中國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栗建安教授發表〈早期貿易全球化中的福建與台灣──以福建陶瓷的流通為例〉文中則討論到12到17世紀福建地區生產了大量的陶瓷器,而在台灣地區(包括馬祖、澎湖與金門)也發現數量不少的福建陶瓷,由此可反映出兩地區長期以來陶瓷貿易為代表的經濟與文化的往來,兩地與此相關的遺跡(港口、中轉地、城堡、沈船等)的田野考古與水下考古的發現,證明了在早期貿易全球化進程中,台灣以優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條件,加上鄰近世界最龐大的貿易陶瓷生產地,使之成為東亞最重要陶瓷貿易樞紐與中轉地,是海上絲綢之路(或稱「陶瓷之路」)的重要部分,佔有重要的地位與作用。

在「臺灣史前時代的文化樣貌」此一場次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郭素秋發表〈臺灣北部圓山文化的內涵與起源〉一文,探討新石器時代晚期臺灣北部的圓山文化如何出現,以及與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訊塘埔文化、新石器時代中期末的芝山岩文化之間的關係。藉由這些問題的釐清,來瞭解台灣北部此一時期的史前文化如何互動和變遷。透過一連串考古證據的分析,初步得到的看法如下:(一)與台北盆地當地較早的考古文化之相似點:圓山文化的陶器、石器的製作方法,和陶土、摻和料及石材的來源,基本上與台北盆地當地自大坌坑文化、訊塘埔文化以來的製作方式皆相去不遠。而圓山文化的有肩斧鋤形器、有段錛鑿形器,乃是自訊塘埔文化的無肩斧鋤形器、扁平無段錛鑿形器的製作傳統發展而來,可能是模仿其他地區的有肩器、有段器而發展出來。此外,圓山文化人的拔齒部位為上顎左右側門齒和犬齒,此拔齒模式與自早期的大坌坑文化晚期一直到晚近原住民的拔齒模式為台灣所獨有並持續許久的拔齒模式。中國東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雖然也可見拔齒現象,但模式與台灣截然不同。(二)圓山文化時期新出現的文化要素:從大坌坑文化、訊塘埔文化到圓山文化,都有圓腹圜底罐,但圓山文化時期的圓腹圜底罐卻出現了一些新的裝飾手法,如以扁平或圓、橢圓形的橫剖面之陶把,成對連接於罐口到器身肩頸的部位,形成圓山文化最富特徵的雙把圓腹圈足罐,並且這些陶罐有時在罐口加上便於液體流出的「流口」。圓山文化陶容器為提高飲食的便利性和舒適性而衍生出器形的精緻化,和石器的有肩器、有段器的多量出現等,這些特徵不見於前一階段的訊塘埔文化,亦消失於其後的植物園文化,因此成為圓山文化最具特色的文化特徵。圓山文化的這些新要素的主要來源,郭助研究員認為是以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為主,但圓山文化並不只是「外來族群入侵」而產生的結果,而是在不斷與外文化接觸的過程中,選擇性地吸收、融合,進而發展出屬於台灣北部特有的圓山文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匡悌副研究員則發表〈大坌坑文化人的貝類採集:臺灣西南部南關里和南關里東兩遺址的觀察〉,透過研究南關里遺址和南關里東遺址聚落社群採集貝類的內容和如何安排採貝活動時間,以及貝類在食物用途之外的工具、裝飾功能到儀式活動中的使用,期望能夠對史前人類的生活能夠有更多的瞭解。李匡悌副研究員認為,距今五千年前,惡裡的社群從外地遷徙至此,台南地區的水域環境與目前的環境體質類似。對當時的聚落而言,採集貝類可能原本就是生業經濟中的一項,但非主要生業生產活動。但他們對於水域環境的掌握,懂得在不同季節從不同水域環境來進行各種貝類採集。南關里遺址的貝類遺留中以海蜷、牡蠣、魁蛤、簾蛤、田螺、蜆科、雲母蛤和蜑螺等最多,而南關里東遺址除上列常見貝類之外,泥海蜷、環文蛤、結毛蚶、血蚶等也不少,在貝類多樣性上更勝一籌。這充反反映出兩個史前聚落視它們為食物資源的重要程度,也透露出兩個聚落可能因海岸環境改變的差異而對採貝活動和採集對象上有影響。此外,在貝類遺留作為製作工具及裝飾品上,也充分展現了當時的工藝技術的特徵與水準。很可惜目前臺灣在考古學上的發展,大多著重於人為加工製品的分辨與整理,對於生態遺留方面,始終沒有更深入的研究,事實上考古學原本就是一門「科際整合」的社會科學,透過其他學科的專業知識與技術的協助,才能夠更加進步。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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