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縫隙裡有光:促轉會平復杜孝生、廖麗川司法不法」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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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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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9年8月24日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B1 柏拉圖廳

文/Djupelang、圖/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於今(24)日早上9點召開記者會,10時30分辦理座談會,由主任委員楊翠、陳雨凡委員、蔡志偉委員出席;杜孝生案件聲請人杜銘哲先生、受難者廖麗川家屬廖純慶先生應邀出席。本案同案原住民政治案件受難者的後代高英傑先生與湯進賢先生,今日也一同蒞臨會場參與。

促轉會楊翠主任委員於座談會致詞時說道,2018年8月15日杜銘哲先生至促轉會提出申請,即開始進行相關調查,包括與檔案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農委會、嘉義縣政府等機關單位調閱檔案,開啟以在地青年團隊為主體,訪查11位對於威權統治時期阿里山鄒族部落遷徙與行政體系建立的議題,進行深度在地訪查。歷經將近2年時間,審查小組進行7次討論、委員會則2次討論以及數次修改,終於完成了決定書。今年8月22日也至阿里山向族人說明此案辦理過程,過去國家於部落直接指控族人罪名,而如今平反也應該回歸部落,向族人說明,由族人見證。

楊翠主委並提及本案之重要性,從三個面向加以說明:

  • 當事人的原住民身分:杜孝生為促轉會依當事人聲請而重新調查,認為其受刑事有罪判決構成司法不法,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下簡稱促轉條例)第6條第3項第2款規定視為撤銷的刑事有罪判決案件中,首位具原住民身分者。
  • 與杜孝生、廖麗川同案的湯守仁、高一生等人,前已獲賠(補)償,其有罪判決於《促轉條例》施行時,視為撤銷。但杜、廖二人獲判為貪汙罪,不符前此補償要件內亂、外患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之罪,其二人家屬曾申請賠(補)償遭拒,罪名仍在,因而有「白色恐怖的縫隙」之稱。直至促轉條例通過後,促轉會依家屬聲請開始重新調查,認定二人所受追訴、審判「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屬「司法不法」。
  • 凸顯威權統治時期政府透過政治案件控制原鄉:本案決定書首次指出本案對貪汙的追訴、審判,是威權統治當局對原鄉政治控制的手段,戕害阿里山原鄉群體的主體性。

為此,促轉會辦理此場座談會,透過二人案件內容、檔案與相關法制,進一步討論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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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孝生及廖麗川本案追訴、審判之不法性】

針對本案追訴及審判之不法性,邀請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官曉薇副教授主講。

2016年11月模擬憲法法庭,前大法官許玉秀帶領法律學者,由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將杜銘哲先生聲請案件帶至模擬憲法法庭。官副教授指出,這是第一次集結眾多法律學者,關心轉型正義相關的法律問題;過去轉型正義研究較著重於歷史,對於法律建構是相當模糊且不足,各個國家皆有自己的脈絡,而臺灣應當如何由法律角度,看待轉型正義。若為戒嚴時期非軍事審判案件,戒嚴解除之後得以上訴,但《國安法》第9條卻排除此規定,以致威權時期不應以軍事審判處理,卻被軍事審判之案件,皆無法上訴;因此,轉型正義法治而後使用補償條例解決,人民亦無法透過司法途徑翻調過去的有罪有既判力。事實上,補償條例並未撤銷過去的有罪判決,僅以金錢賠償;而非內憂、外患罪以及檢肅匪諜條例罪之受害者及其家屬,屬司法不法應當平復之範圍,卻未能得到平復。

平復司法不法之案件,如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以及公平審判原則,被視為應當解決並調查之事項,直至修正動議提出應當如何解決司法不法之案件,因此產生《促轉條例》第6條第2項及第3項,立法委員主要依三個方向進行討論:第一、過去行政體系認定已補償之案件,僅進行補償,《促轉條例》施行時則以「公告撤銷」司法有罪判決。第二、因前述的「縫隙」民進黨團時期並未解決,而後黨團於修正動議提出該案解決方式,其交由促轉會或走法律途徑。

促轉會並非使用行政權撤銷司法判決,是由立法委員委由促轉會調查認定是否符合法定要件:「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公平審判原則」。而此案件促成《促轉條例》第6條第3項,司法不法平復之處理方式。如促轉會認為案件不符合要件卻遭駁回,可至轉型正義專庭進行上訴。

促轉會撤銷司法不法案件之本質,依《促轉條例》第6條第3項第2款行使職權,撤銷之權力來自立法者:認定符合要件後,溯及於條例施行之日,視為撤銷。案件並非憲法之裁判違憲訴訟,不得宣告當時之大法官解釋違憲。依裁判時之法律脈絡來判斷,不能以現行法回頭判斷是否符合要件,以抽象性的原則判斷,包括裁判違反當時之刑事訴訟法揭諸之各項原則、違反法學解釋方法、依當時之憲法條文,但當時大法官解釋恐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大法官解釋所揭諸之憲法原則,並非以嗣後之大法官解釋直接宣告裁判違憲。

官副教授提出判決主文部份內容:「杜孝生共同連續侵占公有財物處有期徒刑15年,褫奪公權10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共同連續剋扣職務上應發給之財物處有期徒刑17年褫奪公權10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廖麗川共同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利處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5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

聲請意旨

違反公平審判原則部分:

  • 違反無罪推定、侵害公平原則。
  • 違反無罪推定原則:誘捕方案、未有明確貪汙證據。
  • 被告間均由同一公設辯護人答辯。
  • 軍審部分。
  • 軍審對被告公平審判權保障不周。
  • 將非軍事審判範圍,杜及廖貪汙案交由軍事審判,侵害公平審判原則。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部分:

本案反映威權時期政府以刑事程序作為政治偵防使用,打擊異己之舉措。其處理過程充分凸顯威權時期執政者違憲擴張軍事審判適用範圍,羅織罪名,強行入人於罪,並透過軍事審判之核閱制度,昧於事實而任意增加刑度。此等行為乃鞏固黨國體制之所必然,但以人民之基本權利為代價,罔顧憲法保障人民權利,渾淆權力分立體制,嚴重破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而本案調查方向和重點在於新美農場之性質,是否為私營造物,若是,土地銀行貸款部分之合法疑慮至多為背信,不應以軍審之;威權時期軍事審判與一般審判之劃分,貪污罪是否屬於軍事審判範圍?聲請書所言之政治偵防是否為事實?如何判斷偵防目的係打擊鄒族菁英?政治偵防如何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判決書要旨

  • 本件追訴、審判是威權統治當局遂行對阿里山原鄉政治控制之手段,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 本件所涉貪汙案件受保安司令部追訴及審判,嚴重違反公平審判原則。
  • 本件審判未就杜及廖之辯解進行實質調查,侵害聽審權,違反公平審判原則。
  • 本件杜孝生、廖麗川之有罪判決係秉軍事長官之意志作成,有違憲法有關權力分立及審判獨立原則。

 

【檔案映照的整肅之網】

國家人權博物館典藏研究及檔案中心陳中禹主任透過案件檔案,講述政治案件檔案的手寫字跡解讀、難易程度,判決書、情治人員報告、庭訊、臥底偵察言行紀錄以及案情內容判別之難易程度。陳主任提及,過去政治受難者的前輩經常提醒,不可過於相信政治檔案,特別是判決書。目前湯守仁政治案件最常使用之檔案,大約12卷。卷名如有「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主要為當時特務的來往公文,若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絕大部分為裁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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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為中文活字排印或工整多次謄抄,因此辨識度最為容易。然若論內容,其原應由情治人員情蒐報告、庭訊及跟蹤紀錄。依據掌握之證據,描寫案情累加形成,而政治案件判決書目的僅在已決定「有罪」之基礎,拼湊有罪案情,故往往內容可信度最令人懷疑。其中初審的判決書提及,林瑞昌辯言:當時曾報告保密局,組長黃朝君指示接近地下黨並打探其動向,而林瑞昌也自認未將開會情形與地下黨所交與之工作任務,繼續向黃朝君報告。此內容經過周至柔、核永清核覆後,至蔣中正之判決書時已被消除。而原先林瑞昌應為有期徒刑,卻因判決書不實的核覆內容,而遭判死刑。

陳主任亦提供1949年9月24日保安司令部第九諜報組陳報保安處的情治報告,其因屬匯報上級工整謄抄報告,辨識度頗易。情治單位情蒐報告,雖為第一手蒐集,內容原始但未經辯證,其後誘因案情變化或情治人員心證改變,內容真實性起伏較大。

1950年7月21日臺灣省警務處陳報保安司令部代電,其部分內容:「向民產管理局申請砍伐…該鄉長竟企圖中間取利充為鄉公所公費…查吳鳳鄉鄉長高一生初以供山地同胞建築房屋為名提出申請。…雖無飽入私囊 ,實有違其初意,致使山地同胞盜林,該鄉鄉長似難辭咎。」。由此顯示,陶一珊處長明顯知道申請伐木,出售木材商,每臺車木材抽派費用是因鄉公所之公費;但其後政治案件爆發後, 此部分亦為侵佔罪名之一。

1952年10月2日保安處內湯守仁訊供筆錄,筆錄因屬速記,字跡潦草難辨;但為當事人應訊第一手內容,雖也可能有謊言、攀陷他人,但部分客觀事實較可信。另,1951年7月14日第9諜報組步凱進入高興行臥底,監控湯守仁,開始進行其言行紀錄。檔案紀錄多以鋼筆記述,字跡雖不工整,尚易閱讀;其中對於被跟監者言行紀錄鉅細靡遺,但未必公正客觀,但對於環境觀察的描述,反而有時會貼近事實。

「侵占、貪汙」指控之起點與相關時程

  • 1950年10月佈建與偵訊。
  • 1949年9月彭布金、賴起眾利用高一生全線木材商每臺車強迫抽捐新臺幣5元,充公吳鳳鄉公所經費。
  • 1950年10月至1952年3月進行情報蒐集以及貪汙指控等。1952年2月,保安司令部貪污瀆職,勾結縣議員杜孝生假冒農會,套取政府救濟物資,變賣私肥、剝削山胞,侵吞山美水圳開辦工程7萬,肥料換谷之4種肥料變賣金額,擅權侵吞農貸。

從案件檔案中提出侵佔、貪汙指控的關鍵人物有王成章(前臺灣省警務處處長)、安猛川(安井猛)、張宏源以及保安司令部。1952年9月9月以前,保安司令部策畫逮捕與宣傳行動,並擬好日文宣傳單詳細列舉高一生等人的7大罪狀:

  • 侵吞農場建設鉅款和農民穀種。
  • 吞沒水圳工程建設補助費。
  • 侵占配給農民的肥料。
  • 霸占政府貸給農民的款項。
  • 吞沒配給本鄉民眾的布匹。
  • 利用建築校舍和林場作業權轉讓牟利。
  • 侵吞鄉公所公款等。

保安處原擬妥的高一生等貪污事實「宣傳要點」本為9項,但無侵吞鄉公所公款。顯見「宣傳要點」不僅未經查核,僅於案件發展期拼湊案情則未審先判,且有如文宣內容般,可以增減。全宗第二項案卷「匪嫌貪污」調查事項中,1952年10月後,被併入舞弊調查尚有:建築堆肥舍水泥案、里佳水圳工程補助、山地行政結餘金撥充吳鳳鄉公所職員宿舍、茶山及日野賀鐵線橋舞弊、達邦二、三號木橋舞弊等。諷刺的是,前述新的貪污調查,嘉義縣山地室主任張宏源亦被捲入。顯見情治單位在貪污議題設定打擊面之廣,且先射箭再劃靶,整肅之箭所到之處,均可羅織新的貪污罪嫌。

宣傳要點主要整肅效果有二點:

一、對涉入湯守仁案但與共黨成員簡吉等人無關者,另加一道有罪枷鎖。

二、人格毀滅並分化阿里山社會領導階層,重新籠絡傳統部落權威為新領導階層。

結語

貪污為名的整肅效果深遠而有效,不僅消滅威權當局眼中盤踞角板山、阿里山的勢力,且對他們名聲的毀滅與分化部落的效果至今仍在。另一方面,研究者面對龐雜案卷數據資料,釐清此案「貪污」情節部分非常棘手;但現代貪汙案件的偵辦卻提醒當初提控提出的案卷,根本無法看見「貪汙者」的貪汙行為,指控公款、物資被侵吞,卻從未舉證侵吞證據。款項、物資帳目不符,直至今日不可能回溯清查,當初的調查檔案卻未尋舉證貪汙「一槍斃命」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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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杜孝生Voyʉe Toskʉ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促轉會委員蔡志偉 Awi Mona向與會人員簡單說明此案件的調查過程,以及結果是如何判定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決定書特立一個章節「威權統治時期的山地行政及山地監控」(決定書第6頁),藉此概念勾勒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以及公平審判原則。國家基於人民犯罪偵查或國家安全之考量,並非不能對人民進行情報資訊之蒐集,但於憲法建構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國家之權力須受限制以及制衡,包括法律保留原則、正當法律程序、比例原則等等。而此案件調查過程中,欲探尋一個價值,當我們要平復司法不法時,必須找尋案件調查過程中是否違反自由民主憲政。Awi委員說道,自身為原住民以及學習法律者,向審查小組委員提出看法,當從國家法律找尋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的過程,是否應以原住民觀點,反思自由民主憲政之價值為何。從原住民族傳統慣習、法律思考,一個正當的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的相關行為,應使用何種方式認定其符合自由民主憲政。而決定書內文相當大之篇幅,探討其議題。

威權統治當局於當時臺灣山地社會所佈建的山地警備體系,原則上是將原住民當作次等國家的治理對象,搭配形式為國家法律,實則架綁於山地平地化之美好圖 像以及警察的統治與管理。上述思維實為延續日治時期「理番」政策,僅是將「番」字美化為「山胞」,搭配的法律及政策形式上似乎符合「依法行政」,但依法行政對原住民而言,民國39年的臺灣山地社會對於中華民國的理解方式為何?對於中華民國法律有多少程度的認知與接受?因此,其依法行政仍包裹於殖民式的去歷史、去脈絡的統治思維,試圖提出原住民族傳統部落社會來理解當時政府不法之行為與相關政策,原住民族的想法為何?或原住民族部落社會對於當時開發新美農場的思維。從國家角度來看,申請貸款開發新美農場外觀上似乎是動用國家資源,但對於當時原住民族部落社會,或僅認為是開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並未關心、考量或在意當時國家的法律。

作此簡要的補充說明,主要希望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必須具有歷史延續性的想法與思維,若單著眼於戰後國家的相關政策,而把日治時期相關政策延續性切斷,是無法理解威權統治當局對於山地行政以及山地監控本質的想法。

綜合座談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黃丞儀研究員:

Q1:轉型正義除歷史正義、司法正義之外,補償正義也相當重要,杜案很可惜無法獲得金錢補償,依《促轉條例》第6-3-1,曾受補償基金會補償之案件直接立法撤銷,其條例有兩種效果:第一,已得到金錢補償;第二,得到司法平反;而6-3-2案件僅得到司法平反的效果。目前補償基金會已停止運作,即使仍在運作,除非補償條例修法,亦無法按照既有條文獲得補償。補償業務雖移轉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仍無法受理該案。杜案雖已得到司法平反,但仍無法獲得補償正義。

而《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清楚規定回復並賠償被害人及其家屬,未來促轉會是否可通過子法(法規命令),將補償的部分予以明確化?避免造成6-3-1及6-3-2案件有實質不平等的狀況。

徐偉群委員 回應:

促轉會未來必定會加以處理杜案以及其他未於兩條例補償範圍內的案件,包括財產返還的問題。由於案件情況眾多,目前已進行清查與盤點,而後續補償問題須再另訂法律一併處理,目前已草擬法案,並經多次討論,條文也逐漸形成。希望能於任期內提出相關法案處理後續財產回復以及賠償的問題。

前大法官許玉秀:

Q2:軍事審判相關檔案於國防部,促轉會是否確信應當找握的資料已全數蒐集?有無可能尚有遺漏之處?此問題並非是有所疑慮,因此案件相對單純,如要製造證據,必有一定的範圍。現今牽涉到檔案的遺失、檔案無法蒐集完全等,而模擬憲法法庭並無法掌握政府的資訊,因此促轉會的成立,即可確實掌握相關檔案。各國進行轉型正義,檔案確實地掌握是最為重要的部分。例如,湯守仁的檢討報告,其背後真實性該如何確定?

官曉薇副教授 回應:

相關帳冊資料呈現於判決書第15頁至17頁。而此案卻以政治考量為優先,貪汙偵查的部分擺於細微末節。威權統治當局未掌握明確貪污證據之前,先行逮捕高一生等人,且分化鄒族人民也未告知罪名;再被訊問貪污罪之前,先被訊問民生、經濟、文化慣習與政策等問題。威權政府利用此次逮捕計畫,要求湯守仁、高一生詳細書寫吳鳳鄉治理方式、鄒族傳統慣習、武器等,一系列報告與民生和經濟相關,顯示威權統治政府對於山地部落治理相當不熟悉,而檔案也查無保安司令部確實取得帳冊紀錄。因此將未查獲帳冊以及上述內容,列入政治性考量的逮捕、起訴與脈絡之下。

國家人權博物館典藏研究及檔案中心陳中禹主任 回應:

湯守仁等人叛亂案後備司令部移交檔案局過程中,當時的國史館館長先將其檔案借調1年時間,進行研究。1949年至1968年後備司令部檔案是完整的,主要為保安司令部與警總的檔案進行6次彙整至檔案局的部份;而有關調閱權以及前5次的彙整檔案是否完備,實難以答覆。此案件檔案主要集中於保安司令部,其諸多公文也併案至卷名「原卷名高一生各單位公文」。不論歷史研究或檔案,原則上難以確定其完整性,而依歸納法來看,檔案完整性相當高。另,湯守仁檢討報告檔案是否屬自由意志,檔案的形式呈現類似庭訊內容,推論原件內容應為日文,特務人員再翻譯為中文,內容甚至檢討省政府、農林廳,個人認為其自由意志的程度較高。

蘇友辰律師:

Q3:保安司令部於42年7月2日初判本案,其判決依蔣中正核覆後,經國防部核發至保安司令部後再次改判,改判日期為43年2月25日,而決定書主文初判以及改判的案號皆為「(42)審三字第25號」。依決定書內文雖可看出此案號應為改判之案號,為使其更明確,建議於案號前載明「43年2月25日」。其牽涉附表所列有罪判決之相關起訴者、審判者、呈核者及核定者的名單,是否符合判決的內容?另外,建議應當公開具列初判審判者、呈核者等名單。

促轉會陳雨凡委員 回應:

決定書樣貌的呈現以覆判為主,蘇律師的提問將與審查小組進行研究,因初判與覆判皆為重要的文件軌跡。於尤伯祥律師任期內時,呈現所有起訴者、審判者等姓名,而是否應該包含初判的軍事審判者或軍事檢察官,容許促轉會與審查小組而後進行研究,非常感謝蘇律師的提醒!針對究責的部份,也加緊腳步處理,但至少必須做到真相的揭露。

記者會、座談會以及決定書全文連結:

記者會直播連結|https://pse.is/VBKSA

座談會直播連結|https://pse.is/UBMUK

決定書全文|https://pse.is/TEP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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