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現臺灣登山史中的原住民」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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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4/08/22

報導/莎歷瓦勞.布朗

回首臺灣登山史[1],從前登山史時代(史前~1926)的前期:「山作為文化生計的生活領域」時期(史前~1874),除了原居山區的原住民以外,一般前往山區活動者雖有登山行為之實,但目的是為了生計,或文化生活。後期:「山作為統治開發的資源場域」時期(1874~1926):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當時臺灣的統治者清朝意識到外國對臺灣番地虎視眈眈,轉而積極治理番地,因此有開山撫番的行動;乃至於日據時代為了統治之便而有人類學者前往臺灣山區進行探險調查,皆是將登山是為一種手段,目地為成就統治行為或者資源開發。1926年「臺灣山岳會」的成立,開展出近代的登山活動以「登山」為目的而非手段,稱為「登山史年代」(1926~今)。由於居住於山中的原住民熟悉高山的環境及文化生態,從「前登山史時代」時即擔任來臺從事探險,或人類學研究的登山者、學者們的挑夫(或稱揹工、高山協作員,為登山人員扛裝備,可能還兼任嚮導、開路、尋找水源、建設營地等工作,必要時還必須從事山區救難工作),而至今日的登山活動中,原住民因具備豐富的傳統生態知識與對山林地貌的熟悉,仍是登山活動中的重要角色。

本次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舉辦「重現台灣登山史中原住民」,希冀與社會大眾一同來了解原住民高山協作員在臺灣登山歷史中的重要性,並重視當代高山協作員的專業能力與工作保障。本次座談會主持人為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吳政憲副教授,原訂與談人為楊南郡博士,與兩位布農族的登山嚮導:伍玉龍先生與全蔣清先生,本是期望透過楊老師的學識背景加上兩位布農族嚮導的實務經驗與經歷來對談。但楊老師當天因身體抱恙不克前來,十分可惜,在此特別感謝徐如林老師當天特地前來代楊老師跟與會者致意並參與會談。在座談會開始之前,先播放了馬躍.比吼導演的《揹起玉山最高峰》,本片以四、五○年代從事揹工的三位布農族長者為對象,追述當年擔任挑夫的記憶,以及背負重物登山在老年所造成的後遺症……。

(由左至右依序為主持人吳政憲教授;與談人伍玉龍先生、全蔣清先生、徐如林老師)

在吳教授簡單開場之後,首先由伍玉龍先生分享,伍先生提到早期爬山的時候是由長輩口述教導,從來沒有使用過地圖、等高線圖、指南針等等器具,此外登山的裝備也十分貧乏。伍先生提起一位前輩,並開玩笑說這位前輩可能是首位擁有登山鞋的原住民,而這雙登山鞋則是一位山難者的遺物,可見當時原住民登山裝備的缺乏。伍先生打趣的說這雙登山鞋不是登山時穿,而是在登山前的路程穿,要開始爬山的時候前輩換穿雨鞋,非常珍視這唯一的登山鞋。伍先生也指出原住民族在臺灣登山史確實有其重要性,尤其是布農族,過去有關山區的資訊非常不足,而布農族熟悉山且善於翻山越嶺,也透過交流來了解各山區的地貌與狀況,因此,跟原住民一起登山是多了一份保障,無論是找尋水源或對生態植物的了解,都可能成為登山時的保命丹。

全蔣清先生自92年踏入登山界,主要從原住民揹工環境的改變來談,全先生說座談會前《揹起玉山最高峰》的播映給他很多感慨,勇猛、善揹的老前輩們的晚年卻是因早年的負重而只能坐輪椅與拄拐杖,現在揹工的環境雖然不如以往艱辛,價格與重量也較有制度規範,但卻無一個有保障的制度來保護這一項確實存在的職業族群。

徐如林老師則是分享跟楊南郡老師爬山的經驗,徐老師說原住民的對山林的記憶特別強烈,只要年輕時去打過一次獵或走過一次,就能記得路線與地貌,在勘查古道舊路這些沒有記載在地圖上的路線,就需要仰賴原住民記憶,有些原住民是父執輩曾去過那些地點,而口述給孩子,但當他們走到地點時,發現地點的周圍就如同長者所述,幾乎沒有錯漏。徐老師也強調,登山協作員的人格與專業皆是需要被尊重的,楊老師與協作員一同登山時,都是將他們視作登山的夥伴,相信他們在危難的時刻可以互相商量;而這些合作過的協作員也曾說過,在從事揹工時,旅行社或導遊並沒有給予他們合理的尊重。徐老師說他跟楊老師前往非洲登肯亞山時,不管東西多寡,當地規定必須僱請12位揹工,這是當地政府保護揹工的工作權的表現。徐老師認為現在臺灣揹工所背負的公斤數還是太重,所導致的職業傷害可能也是現代原住民孩子對揹工這項職業卻步的原因,因此特別呼籲喜愛登山的民眾應該重視揹工的權益與安全,也要求原民會應該重視並針對這項職業規劃出標準來保護原住民揹工。

伍玉龍先生接著分享多次在國外登山的經驗,指出在國外的登山活動是由政府領頭來建立登山協作員的機制,並語重心長指出要提高登山活動的素質,還是必須讓當地有能力的人來參與活動,而如何保障與保留這些人才,需要政府出面來建立機制。全蔣清先生接著說,踏入揹工行業約11年,當時揹工人數約在70人,而現在約不到20人,族人不願意進入這項行業的原因是值得思索的,否則,當原住民揹工不復存在,登山客就要有危機意識,如何輕量化自身的裝備。

本場座談接進尾聲時,現場也有許多觀眾分享,也進行提問,有觀眾提問說是否有可能不透過政府,而建立互聯網,將合理的價格公布在網路上?另外也希望伍玉龍先生能否提供一些歐洲國家登山的機制。伍玉龍先生回應,歐洲的制度他比較不熟悉,他可以先來分享與臺灣鄰近的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登山協作員是以當地居民為基本成員,而挑夫與嚮導是屬於排班制,而一個嚮導最多只領7個登山客,相對台灣則是一名嚮導帶領最多12位登山客。而尚未輪排到而接受登山客的指定的成員,所得一半需投入基金會,以示共管機制的公平性。而且成員在制度上分成一般挑夫、高地挑夫、高地嚮導、經理嚮導,通過成員個人的專業與服務以累積個人職業身價。

另一位讀者則提問說:登山活動中僱請挑夫是應該被鼓勵的嗎?揹不動自身需要的裝備而去登山,這樣是否形成登山活動中好像用金錢可以買到一些享受,造成登山活動的變質?另外想請問伍先生與全先生,原住民揹工除了勞力的付出,是否有轉型除了勞力之外而附加其生態知識與山區經驗的角色?徐老師回應:楊老師的名言是在山上不要想要過平地的享受,但對於他人,像現在旅行社有一些特別的行程:西餐全套在山上享用,在國外的登山活動只要你能付出金錢,也可以提供更衣室等等的服務。徐老師認為在多元社會中,願意親近山是應該被鼓勵的,當你能付出相對應的金錢換取服務,而不是將個人享受建立在對揹工或協作員的剝削,是可以被接受的。全先生則回應,揹工不只是負重,還必須在危急的時刻有應變能力,這包含在山上的直覺、找尋水源、識別能起火的木頭,這些原住民所具備的能力正是登山客安全的保障。

本次座談終究因楊南郡老師的缺席而有缺憾,但徐如林老師、伍玉龍先生,及全蔣清先生對國內外高山協作員無論是其歷史或者制度的精采分享,也帶領與會者初步了解原住民在臺灣登山史上的貢獻與無奈,從前登山史時期以政經為研究目地探索臺灣山區的領路者與協力者,至今,原住民高山協作員作為一項職業,其專業不僅僅在於其背負力,更包含對山區的敏感度、危難應變能力,以及承襲自父祖輩對山區無論地貌、生態,甚至是傳說故事等等的知識,應當被尊重並予以保障。


[1] 參閱《台灣登山史.總論》;鄭安睎,、陳永龍主筆;內政部營建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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