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部落格

時間│108年4月22日

地點│桃園市復興區義盛國民小學

文/圖：Djupelang

原住民族委員會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以下稱原圖中心）108年第一場「播下希望的種子─館外書展暨部落贈書」來到桃園市復興區義盛國民小學。

桃園市復興區為桃園市面積最大之行政區，居民多為泰雅族，位於桃園市東南方，東臨宜蘭縣大同鄉，西與新竹縣關西鎮、尖石鄉接壤，東北與新北市烏來區和三峽區交界。其舊名為「角板山」，日治時期為「新竹州大溪郡蕃地」，34年光復隸屬於新竹縣大溪區角板鄉，39年改隸屬於桃園縣；國民政府遷臺為慶祝蔣介石生日，於43年改名為復興鄉，並將當地角板國中、國小改為介壽國中、國小。而隨著《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近幾年眾多部落發起傳統地名之正名，亦有部分族人要求恢復復興區傳統地名。

義盛國小位於桃園市復興區義盛里下宇內部落（小烏來），部落傳統名為Rahu’。宇內又稱烏來，為泰雅語u-lay之漢譯，其意為瀑布，亦有人誤解為溫泉。早期泰雅語為rahu-ulay意指下半內，因文旦樹而得其名，ulay溪中游有溫泉，後遭破壞，上方為上半內gramay，現今皆稱為ulay。光復初期，桃園市復興區地名皆以閩南語翻譯，為與新北市烏來區作做區別故稱小烏來，與Qapu’卡普、Yubang上宇內同屬溪內社。

義盛國小鄰近小烏來風景區，大溪至該校自行開車約30分鐘，客運約1小時，且下車處步行約1分鐘即可抵達該校。由於平日前往小烏來班次甚少，此次前往一如往常地必須掌握好時間，否則將錯過上山的機會。而假日除客運可搭乘前往外，現今專為旅遊規劃設計的公車服務「臺灣好行─小烏來線」亦可抵達。

抵達義盛國小後，協助此次部落贈書活動的郭建麟老師和孩子們一同帶領我前往學校的閱覽室。閱覽室空間寬敞、舒適，在陽光的照射之下更深感愜意、溫馨。郭老師說，正好近期正在處理書籍的整理和分類；而書籍主要依照出版社或以語文類、自然科學類等進行分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教育部國教署)、國立中央大學及中華明日閱讀協會共同辦理「推動國民中小學晨讀運動─身教式閱讀與聊書試辦計畫」，過去幾年主要以興趣為本的閱讀模式，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和習慣，注重讓學生有自己選擇閱讀內容之權利，並強調老師與家長成為孩子們閱讀的榜樣，即所謂的「身教式持續安靜閱讀 (Modeled Sustained Silent Reading，簡稱MSSR)」。此計畫目前臺灣已獲得600多所中小學迴響，且其影響力已廣及香港、新加坡與澳門等華人地區，義盛國小以及去（107）年至花蓮縣萬榮鄉馬遠國小辦理部落贈書時，校方表示亦有參與此計畫。

此次協助贈書活動的郭建麟老師表示，除上述計畫之外，亦參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計畫」，此計畫於2004年結合多家標竿企業社會公益夥伴，共同啟動，並每年贈送新書至全臺灣約200所偏遠小學、閱讀巡迴專車、於2013年啟動「希望閱讀數位書車」，縮短城鄉數位落差、培訓閱讀種子教師，號召數千位大學生進入校園說故事等。期許希望閱讀計畫培養與激發孩子們的閱讀習慣和興趣，持續於偏鄉地區深耕，帶動閱讀風氣。郭老師提及，偏鄉與都市地區的教學資源相比之下顯見不足，若有任何相關資源必竭盡所能為孩子們爭取更多的閱讀機會。而活動結束後，郭老師介紹了校園環境，學校司令臺、牆面等清晰可見泰雅族群的元素以及藝術氣息。郭老師說明，校園的壁畫是邀請泰雅族藝術家米路哈勇老師與其學生共同協力完成，透過大型壁畫傳達其族群文化與美學。

近年「播下希望的種子─館外書展暨部落贈書」愈來愈多學校以及民間單位主動詢問相關事宜，未來原圖中心亦將持續至原鄉地區，盼望播下的希望與閱讀種子，日漸茁壯。

主講｜文高明

時間｜108年5月9日

地點｜國史館

文／EN

國史館2019年5月9日的原住民族史系列專題，以「鄒族久美部落歷史」為題，邀請北美鄒工作室負責人文高明主講。鄒族於陳有蘭溪、和社溪、沙里仙溪流域境內活動長達數世紀，建立鹿楮大社。日治時期前，該大社與嘉義縣阿里山鄉的特富野、達邦、伊姆祝等同列為北鄒四大社，成為本地區一方霸主。而久美部落為昔日鹿楮大社的一個小社，久美部落起源發展甚早，故留下許多珍貴及豐富的遺跡文物。

前言

久美部落位於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其為南投縣境內唯一有鄒族居住的社區，屬於北鄒族鹿都社群（luhtu）。久美部落的人口數雖為全鄉最多，約1,872人，但鄒族人數僅占8.2%。

部落傳說

鄒族的神話故事謂：「洪水時期，大地ㄧ片汪洋，人和動物為了躲避洪水逃到玉山〈patungkuanu〉，當洪水退去，大地恢復平靜，鄒族人開始下山尋覓新的家園。」根據鄒族的傳說，玉山〈patungkuanu〉為鄒族之發祥地。鄒族稱玉山為patungkuanu是從Fatukuadi〈後人稱八通關〉演譯。
鄒族人的祖先自玉山遷徙下山後，在各地建立新據點，他們的足跡跨越過東邊的中央山脈，進入西部的海岸平原，南邊則跨越楠梓仙溪及荖濃溪，向北到達南投縣的清水溪及濁水溪。這些先民開闢了鄒族早期的遷徙路線，並將足跡拓展至更深遠的北方。

部落研究

早期鄒族人向北方開拓的過程中，曾留下許多珍貴的遺跡，考古學家於南投縣陳有蘭溪進行調查研究，發現該地區有多處史前遺跡。考古學界普遍認為陳有蘭溪或稱東埔ㄧ鄰古老的文化年代可推溯至4,000年前。
何傳坤、劉克竑〈2005〉所做研究認為：「玉山國家公園西北園區及陳有蘭溪與沙里仙溪流域，從早期到晚期包含繩紋紅陶文化層、紅褐色粗砂陶文化層、方格印紋陶文化層，以及漢人硬陶文化層。其中繩紋紅陶文化人，大約在據今4,000年前就已進入中央山地，演變為紅褐色粗砂陶文化，成為鄒族的祖先。」

部落的興衰

大約1,000多年前，有一支名為yasiungu的氏族，從patunguanu（玉山）下山朝北方遷徙，進入魯富圖境內。他們越過havuhavu（鹿窟山），經西部平原最後到達南部。此後又有niahosa、yatauyongana、noacaciana、eucna等多個氏族相繼進入本地區，進而奠定了鄒族北疆的領土範圍。
鄒族家園的建立，最初是由某一個氏族在一地方定居，建立氏族集會所（kuba），以此招徠其他氏族加入。當其他氏族陸續加入後，原先的居住地逐漸形成小社（danohi’u）的型態，待小社的勢力增強再演變成大社（hosa）。而氏族原先設立的小集會所，則變成了大社共同的大集會所了。千百年來，鄒族的部落大社便是透過這樣的模式，在氏族不斷遷徙、結盟、合併中發展、形成。而在部落建立的過程中，鄒族的勢力不斷往外擴張，生存空間亦自然加大。
1887 年（光緒十三年），清政府在楠梓腳萬（今久美）設立萬興關學堂，漢人約在此時開始移墾，這是外族正式進入鄒族的生活領域，也從此時，天花瘟疫流行，使鄒族人口銳減，直至日據時代，只剩和社（鄒語 hosa，或稱大社，鄒族核心聚落）和 mamahavana（久美）。1920年，日本政府基於理蕃政策的需要，其中主要原因是為了將居於中央山脈的布農族之集團移住做準備，另一原因則是便於山林資源之開發，於是將兩社合併於 mamahavana（久美）成單一大社。1935年左右，日本政府將曾經殺害日本人的郡社群takishusungan氏族數十餘人遷移至久美，這是第一批進入久美的布農族人；1944年，日本政府又迫令居住在laqsia（良久社）的takitudu（卓社群）遷移至久美，之後又有遠自高雄梅山及信義鄉其他部落的郡社群遷入，戰後，漢人及巒社群、卡社群等個別的相繼遷移，使得久美成為一個多族群、多語言的部落。

部落親屬組織

鄒族的親族組織是由聯族、氏族、亞氏族三部份構成。鄒族所謂的家的概念，是指「氏族」而言：及先由某一亞氏族領導，結合其他亞氏族，創立一個共同生活的氏族團體，氏族團體內除領導者本身家族外，有與之結盟的兄弟，也有收養的義子等。根據調查，久美部落是由三個聯族、五個氏族、十五個亞氏族所構成。

傳統信仰與變遷

久美部落在魯富圖大社尚未併入前，已擁有自己的集會所〈kuba〉，並舉行重要的戰祭mayasvi儀式。日據時代為推行皇民化運動，禁止族人舉辦mayasvi祭典，導致祭儀中斷。日本投降後，久美部落曾一度恢復祭典，未料部落長老急速凋零，無人領導，加上鄰近族人排斥，鄒族人因此有所顧忌。不久，西洋宗教傳入，族人紛紛改信基督教、天主教或真耶穌教，在眾多因素影響下，久美部落的mayasvi祭典於 1956年中斷至今，而集會所也因長期閒置，損壞嚴重而遭拆除。

結語

久美部落為昔日鹿楮大社的一個小社，扮演傳統領域開拓先鋒的角色；但隨著環境變遷，勢力衰退。尤其，自布農族、漢人等大量異族遷入，受其影響而沒落。文高明講師，透過久美部落生命史及發展歷程，講述其族群融合的過程、傳統領域的維護、親屬組織、國家勢力與部落的處境、祭典的信仰等。
最後，文高明講師更指出久美部落正面臨人口成長停滯及土地生存之問題，而這些困境影響著久美部落之發展。期望透過改善部落家庭的生活條件開始，先從部落產業升級、充實生產設備、放寬部落合作社、農會、銀行借貸條件等，讓更多人願意回到部落，帶來部落發展生機。

2019年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全國巡迴講座

咱攏佇遮：轉型正義從認識自己開始

主講：杜宜蓁（凱達格蘭族，總統府原轉會和解小組專案助理）

108年5月17日14：00 @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文／布朗

2016年8月1日「原住民族日」，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首次向臺灣原住民族過去400年所承受的苦痛與不公平待遇正式道歉，並宣布成立「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原轉會），作為政府與原住民族人追求共同正義、對等協商政策方向的對話平台，並以克服歷史傷痛、促進和解為目標。原轉會目前由召集人1人、副召集人2人，及全體委員29人(包含政府代表3人、族群代表19人、專家學者7人)所組成。召集人（總統）每三個月親自主持會議並與族群代表對等協商，委員得進行提案，於委員會議中進行討論，最後成案者由行政機關或主題小組進行落實與追蹤工作。其中，主題小組分為：土地小組、文化小組、語言小組、歷史小組、和解小組，各有其努力目標。本次演講為和解小組所辦理的全國巡迴講座，期透過全國巡迴講座推動臺灣內部社會溝通，增加社會有關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對話與理解。

「咱」攏佇遮？

講者杜宜蓁是原轉會和解小組的專案助理、凱達格蘭族塔塔悠社人，自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畢業後返北工作，2016年在承辦凱達格蘭文化館「咱攏佇遮──基隆河畔平埔族人的鄉思」特展的過程中意外發現自己家族與平埔族群間的文化關聯與歷史故事。而為什麼是「咱」攏佇遮，不是「阮」攏佇遮？原來，閩南語中「咱」與「阮」雖都是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但前者是包括聽話者；後者則不包括聽話者，亦即──「咱」攏佇遮同指居住在臺灣島的各個族群，包含所有的你和我，與我們的祖先共同在這塊島嶼上的記憶與歷史。

你認識居住在同一座城市裡的原住民嗎？

說到臺灣原住民族，大多數人都會先想到法定的16族，但在臺北，有兩條跟原住民有關的道路：除了大家都熟悉的凱達格蘭大道，另一條就是松山機場旁的「塔悠路」。塔悠路原社名為「塔塔悠社」，分為上塔悠（松山機場附近）與下塔悠（美麗華一帶）。老家位於上塔悠的宜蓁，目前跟家人居住於美麗華一帶。

策畫凱達格蘭館的特展時，宜蓁一直思索要如何讓展覽的內容更接近一般民眾。宜蓁向現場參與者提問：你們怎麼認識凱達格蘭族？（參與者：伊能嘉矩）沒錯，我們對凱達格蘭族的印象幾乎來自於文獻，像是伊能嘉矩這些人類學家，儘管眾人皆知臺北市總統府前那條「凱達格蘭大道」，卻對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凱達格蘭族不甚熟悉。也因此，籌備「咱攏佇遮」特展時，宜蓁與她的團隊夥伴特別強調「歷史年輕化」，以人物影像記錄的方式呈現當代年輕的凱達格蘭人找尋自我身分的過程與對話，這些可能在街上與你我擦身而過的人們，他們如何尋找自我存在的價值。

轉型正義從認識自己開始

當天演講宜蓁分享了彭凌、潘彥廷、潘杜慶三位人物及其家族與土地的故事。有些人物並不是一開始就了解自己的身分，例如彭凌、潘彥廷。畢業於成功大學歷史系的彭凌，原本並不知道自己有著凱達格蘭族的血液，偶然與大舅的言談激發了她的好奇心，於是她找了父母雙方的戶籍資料，才發現外婆的母親（閔石廷）在日治時期的戶籍註記為「熟」，而閔石廷的母親名為潘熟，潘熟的父親名為「潘正房」。在網路檢索下，彭凌發現臺大人類學博物館所典藏「凱達格蘭族現存最後一份婚約書：即1893年（光緒19年）潘正房、閩清江仝立招婚合約書」，在胡家瑜教授的協助下得以觀看到祖先所經歷的歷史片段。而彭凌，也申請國家文化基金會的案子，花費五年的時間去挖掘、找回自己家族的故事。

彭凌和宜蓁兩人的家族淵源，也是在策展的過程中才發現。原來，婚約書的主角「潘正房」就是兩人共同的祖先，兩人先輩的祖居地皆為「上塔悠67番地」。原居地於上塔悠的宜蓁現與家人居住在美麗華一帶（原下塔悠），起因為1991年基隆河截彎取直計畫，松山、內湖、南港段施行第二次的工程，以利基隆河洪水的宣洩，現今，「上塔悠67番地」已改建為觀山河濱公園。但宜蓁每當問她的伯父「你去哪裡散步？」伯父則是回答「我去古厝那邊散步」。儘管已經遷徙，但人和土地的情感與記憶還在，但假使我們下一代不再去試著了解與認識，這些片段可能將散落在時間的洪流中。因此，和解小組在進行社會溝通時，希望用平易近人的概念讓社會大眾理解轉型正義，而理解轉型正義，其實是從認識自己、關心自己所居住的土地開始。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不是政治議題，而是和每個人都相關的社會議題

和解小組去年與今年各辦理60場的巡迴講座，在受理申請時最常被問的問題是：這個是只有原住民才可以申請嗎？可見許多人會誤解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只跟原住民有關係，或者認為這是一項政治性的議題，但其實並非如此。

受理申請並辦理的120場講座中，申請單位(者)超過80%為非原住民，這是非常好的現象。臺灣的法定原住民族人口數僅占全臺灣人口數的2％多，若須落實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唯有97%的非原住民共同來理解，才有邁向成功的可能。過去幾百年所積累的創傷與磨合，並非一夕之間即可和解，但無論是原住民或者非原住民，我們都是這座蕞爾小島的居民，唯有踏出自我了解的步伐與釋出相互理解的善意，才可能有真正和解的那一天。

時間｜108年3月8日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研究大樓203教室

文/Djupelang

108年3月8日於國立政治大學(下稱政大)辦理【原住民族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之回顧與展望】論壇，由政大民族學系、地政學系與原住民族土地政策和環境規畫碩士專班籌備處共同主辦， 科技部「探索二十一世紀環境規劃新典範的行動研究」計畫」、科技部「以民族科學與社會生態系統為基礎的韌性治理」計畫、原住民族委員會以及教育部共同合辦。此論壇分別以土地歷史與文化生態、傳統領域與轉型正義、自然資源與治理制度及國土計畫與當代發展等4個主題，進行發表及與談；並邀請政大郭明政校長、地政學系系主任林老生以及民族學系系主任王雅萍為此論壇進行開幕儀式。

場次一 ：土地歷史與文化生態

主持人：顏愛靜 教授

（一）流轉的「祖遺地」─東臺灣平地原住民的土地變遷史」
發表人：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院副研究員)

詹老師針對東臺灣平地原住民之土地問題，探討其土地變遷之特殊性。開山撫番後，民莊與番社並立，民番雖仍雜處，1888年仍以原住民族為主體。

1900年，移民適地的調查，其調查結果東部地區有15處移民適地，27,000餘甲。總督府決定以東部作為建立「大和民族模範農村」之基地，且為取得執行移往政策的「集團地」(大面積且所有權完整的土地)，必須對土地使用慣習不同於定耕社會的東部平地原住民進一步限制，明確劃定其使用土地範圍，以取得廣大剩餘土地的支配權。1910年至1925年東臺灣進行土地整理，並劃入普通行政區。而林野整理分為兩階段：1910年至1914年、1915年至1925年。西部平原以外尚未完成調查之地區，展開精密測量、台帳登記等地籍整理，以達成臺灣全土地籍整理之目標。調查空間以介於山地與平原間、淺山丘陵地帶的林野為主，而外番地被劃歸至一般行政區。

「土著部落整理區域」最初登錄為「共業地」，屬「共有」。經實地調查，平地原住民有數十人或數百人共有土地之情形，總督府認為部落公有地之權責，對於後續管理會造成困擾。1911年5月，將「共業地」改為「分割工業地」，並登錄於「土地台帳」，即是土地私有制的開始。原住民傳統生活採燒墾、輪耕及狩獵等方式，因此耕地和獵場散佈四處，其土地利用及地權觀念均與定耕農業社會不同。土地原無實際界線，卻因土地利用範圍之明確劃定而受大幅限制，甚至周圍土地出現官有地。共業地之分割，或許可處置曖昧的共有地問題，以及稅收與管理之必要條件；然而個人主權取得之同時，卻造成傳統財產觀念之崩解，連帶影響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

(more…)

主講｜官大偉（泰雅族，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時間｜108年3月27日14：20—17：10

地點｜臺大人類學系水源校區 階梯教室201室

文／mercury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2019年3月27日辦理學術演講活動，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副教授以「原住性（indigeneity）是什麼？：從紐西蘭、菲律賓、夏威夷的原住民經驗比較談起」為主題，以三個國家不同的殖民歷史以及該地區原住民族與國家互動的關係為例，從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下探討原住性（indigeneity）之意涵。

壹、前言

以現今政治地位劃分為「包覆在墾殖國家中的原住民族」、「墾殖國家本土以外地區的原住民族」、「原住民族轉型成為民族國家」、「去殖民之民族國家中的原住民族」四大類，其代表國家分別為：日本、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夏威夷、關島；帛琉、斐濟；菲律賓。本次主講內容即依現今不同的政治地位分別挑選紐西蘭、菲律賓、夏威夷三個國家，探討其原住民族在土地議題上的互動經驗，並且如何反映出原住性（indigeneity）的在地脈絡。

貳、全球論述下的原住性（indigeneity）

以現今政治地位劃分為「包覆在墾殖國家中的原住民族」、「墾殖國家本土以外地區的原住民族」、「原住民族轉型成為民族國家」、「去殖民之民族國家中的原住民族」四大類，其代表國家分別為：日本、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夏威夷、關島；帛琉、斐濟；菲律賓。本次主講內容即依現今不同的政治地位分別挑選紐西蘭、菲律賓、夏威夷三個國家，探討其原住民族在土地議題上的互動經驗，並且如何反映出原住性（indigeneity）的在地脈絡。

一、紐西蘭

（一）、基本背景

紐西蘭總面積為269,652平方公里，約為臺灣面積的7.5倍。現今人口共有4,744,740人（2018），約為臺灣人口（23,686,776）的0.2倍。紐西蘭原住民族為毛利人，其人口數現今佔紐西蘭的總人口數的14.9%（2013年調查統計）。

（二）、殖民接觸

1769年英國庫克船長抵達紐西蘭，1935年紐西蘭北島的毛利族聯合成立「紐西蘭聯合部落同盟」，並於1940年與英國簽訂Waitangi條約，確立毛利人受到英國皇室的保護，並為英國法律的權利義務主體。1841年開始傳入基督教， 1907年紐西蘭成為英國的自治區，1947年紐西蘭完全獨立，在1961年Hunn report中更主張國家對毛利人的政策應從同化轉向整合。

（三）、與國家的互動關係

1940年毛利族保障自我生命財產安全與英國簽訂Waitangi條約，然條約簽訂後，毛利人的處境並未有顯著的改善，英國王室後續於1862年、1865年及1867年通過原住民土地法（Native Land Act）及修正案，設立原住民土地法庭，導致毛利人的土地更大量流失，1920到1950年代之間制定的《原住民信託法人法》與毛利土地發展計畫亦未見顯著成效。1960年代後期原住民族運動開始在國際間串連，1975年終於爆發「毛利土地大遊行」，三萬名毛利人在國會前抗議土地徵收問題，同年10月政府通過《Waitangi條約法案》，設立Waitangi法庭，以金錢或土地賠償毛利人的損失。

（四）、現今紐西蘭毛利人的土地權機制

針對毛利人土地權益其歷史脈絡發展自1840年英國皇室與毛利人簽訂Waitangi條約開始，1975年實現該條約精神，成立法庭解決相關爭議。1993年《毛利土地法》（Te Ture Whenua Māori Act）進一步確立毛利人土地的產權架構，並成立五種不同型態的信託模式：Ahu whenua trust－毛利人可基於商業目的，為促進私有及共有土地之利用與管理組成信託、Whenua topu trust－以iwi（部族）或hapū（次部族，數個家族的組合）為單位的土地信託，亦基於獲利目的而對大區塊之土地進行管理、Whānau trust－以家族為單位的信託，家族中的成員和後代為主要受益人、Putea trust－以個人為單位組成，主要針對不具商業利益之土地管理、Kai tiaki trust－特別提供給失能或無力管理其土地之個人加入的信託，此種信託可以另外加上上述四種信託合併管理。同年依據Treaty of Waitangi（State Enterprises）Act凍結有爭議之公有土地，使其暫停不得私有化，1997年法律正式通過Maori Reserved Lands Amendment Bill提出補償過去低價出租毛利土地對毛利人的損失，並提高出租毛利土地之租金至市場價格。

（五）、分析

透過紐西蘭毛利人經驗可見透過信託機制可作為集體權維持的工具，並使得部族主體高度建構在環繞土地經濟利益之下。

二、夏威夷人

（一）、基本背景

夏威夷現為美國其中一州，面積28,311km2，是臺灣的0.79倍。人口約142萬人（2018），為臺灣0.06倍。夏威夷原住民人口占總人口10%。

（二）、殖民接觸

1778 年庫克船長帶領首批歐洲人登陸夏威夷群島，由於有越來越頻繁來自西方的船隊，唯一能和Kamehameha匹敵的Oahu島國王與英國船隻發生嚴重軍事衝突，英國便增加武器支援Kamehameha，Kamehameha於1810年建立統一的夏威夷王國。1820年Kamehameha二世將政治中心遷往Oahu島，美國長老教會主導的海外宣教委員會正好決定向夏威夷宣教，派出宣教團並取得國王的許可於夏威夷傳教。1830年代夏威夷有三分之一的人受過英語學校的教育，並設有貴族學校，供夏威夷王國之貴族接受西方教育，同年開始有全夏威夷語的聖經和報紙。

（三）、君主立憲與區域合縱連橫

1826年美國政府和夏威夷簽訂第一個商業條約，Kamehameha三世面對日益增多的國際貿易，認為傳統的封建獨裁制度無法承擔來自全球的政治經濟壓力，故於1839年宣布『權利法案』（Declaration of Rights）與一系列相關的法律。這部權利法案成為夏威夷王國於1840 年頒佈第一部憲法的前言，1840年夏威夷憲法在架構上已有行政、司法與立法權三權分治的雛形，並限制夏威夷傳統的絕對王權與貴族特權，將夏威夷傳統的封建社會改造為一個法治國家。1842年Kamehameha三世派遣三位全權特使出使英國、法國與美國，爭取這三個國家的正式承認， 1843年英國女王與法國國王在聯合聲明中承認夏威夷的主權地位，而美國則在1844年由國務卿具函給與夏威夷表示正式的外交承認。1881年，當時的國王Kalakaua向日本明治天皇提出，使其姪女與伏見宮邦家親王王子聯姻，以建立以夏威夷與日本為首的亞洲太平洋國家聯盟的提議，唯日本因為顧忌牽動影響其與美國的關係並未答應。同年，Kalakaua 進行一次為期 10 個月的環球旅行，其目的一方面為了短缺勞動力的熱帶農業招募勞工，一方面則為建立夏威夷於國際之間的友好關係。Kalakaua後續派特使團訪問薩摩亞、東加，並和薩摩亞國王簽訂條約，期建立一個以夏威夷王國為主的「波里尼西亞聯邦」，此舉立即引來德國、英國、美國的關注和抗議，薩摩亞國王被德國派軍艦推翻逃亡，不久Kalakaua宣布中止此計畫。

（四）、國際政治與經濟情勢下的劇烈變化

19世紀，西方世界對於非歐洲民族主權所採取的態度，已從自然法的原則轉為實證法原則，也就是認為國際之間的規範，應由國際社會之行為主體間的共識所產生，但其共識又與各國實力有很大的關係。因此，位於東西交接的夏威夷，其命運也就受包含日本在內的幾個國家間全力抗衡的牽動影響。

在經濟部分，西方的捕鯨船從大西洋轉移往太平洋，夏威夷本身的檀香木交易，再加上遠東地區和美洲西岸之間的貿易交換，使得夏威夷在1830年代已經成為太平洋重要的航海中繼站與交易據點。183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的商人跟夏威夷國王（Kamehameha三世）租地種植甘蔗，熱帶農業活動快速展開，並取代捕鯨業，成為最主要的產業。1861年至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方中斷了對北方的糖供應，北方轉向海外地區尋求進口，使得蔗糖業更加興盛，獲得大量的經濟利益，卻也使得夏威夷對外受到美國軍事與貿易政策的箝制，對內則受到在夏威夷進行蔗糖生產的美國商業利益團體所左右，而逐步走上被美國併吞的道路。

1891年美國通過Mckinley Tariff Act，其降低所有外國進口至美國的蔗糖關稅，同時對美國國內的蔗糖業予以補貼，等於變相取消對夏威夷的特殊優惠，又因美國南方製糖業大幅降低成本，隔年夏威夷陷入經濟大衰退，島內要求將夏威夷併入美國的呼聲逐漸攀升。1898年發生美西戰爭，美國取道夏威夷前進關島、菲律賓等地奪取西班牙殖民地，更加感受到夏威夷的戰略重要性，讓美國國內兼併夏威夷的勢力得到了口實；同年7月由麥金利總統簽署「新地法案」，依此法兼併夏威夷為美國領土。1959年夏威夷舉行公投，依據結果，夏威夷正式成為美國的一州。

（五）、當代夏威夷「原住民」的奮鬥

1970年代「夏威夷運動」主張原住民應有本土形式的主權，並追求具有與生俱來之土地與海洋權利。1976年，一群夏威夷原住民族運動者強行登陸當時的軍事禁地，抗議美軍破壞環境且不尊重夏威夷土地與文化的行為，此事被標誌為展現夏威夷運動反抗精神的重要事件。1978年夏威夷州政府修改州憲法，設立「夏威夷人事務辦公室（OHA）」，並在1980年確立OHA每年可獲得夏威夷州之公有土地收益的20%，一方面增加OHA財源收入，另一方面承認夏威夷原住民對其土地之特殊權利。另因長期受到英語教育，夏威夷語面臨瀕危，在州政府諸多的語言措施下，夏威夷語之復振獲得相當成果，2000年代夏威夷大學已有全夏威夷語寫作的碩博士論文。另一卓越成果為2007年夏威夷大學整合夏威夷研究中心、夏威夷語言中心及夏威夷學生資源中心，成立夏威夷知識學院，使夏威夷研究於大學的學術政治有更穩固的發言權及實踐空間。

（六）、分析

夏威夷王國主權受到國際政治強權的戰略考量及製糖業市場需求拉力，二大結構性限制的因素影響最終宣告失敗。美國兼併夏威夷後，「夏威夷人家園法」對夏威夷人的身分設下認定標準，為「原住民化」的開始。1970年代之後，夏威夷人的政治運動銜接世界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論述，積極向國家爭取權力平台，使其即使委身於美國國家主權架構之下，仍可為維持自身文化而不斷努力。

三、菲律賓

（一）、基本背景

該國總人口數為1億人（2015），為臺灣的4.1倍。總面積為30萬平方公里，為臺灣的8.34倍。原住民人口數約1,200-1,500萬人，占總人口10-20%之間（2009）。地理環境與臺灣相似，其考古證據及歷史上具有相當淵源。

（二）、殖民接觸

政策變遷方面，西班牙殖民時期依據皇家教條（Regalian Dortrine），所有公有土地屬於皇室，許多原住民族避居山區，未被同化。美國殖民時期，William McKinley總統（1898）提出「慈善的同化（Benevolent Assimilation）」政策。土地政策方面，所有未登記的土地皆登記為國有（即使有原住民居住），並可出售。1946至1987年間，修改森林法，所有超過18公頃以上的土地，皆為公有地。1987年通過新憲法，新憲法第7條為國家必須保障indigenous cultural communities對傳統領域土地的權力，以維護其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福祉；第10條為必須於北方的柯地樂拉地區以及南方的穆斯林民答那峨成立自治區。1997年通過Indigenous Peoples’ Right Act原住民族權利法，該法第三章傳統領域權明定，傳統土地屬於個人權，權利主體為個人；傳統領域屬於集體權，權利主體為市政府（municipality government）。

（三）Ifugao原住民族的經驗

伊富高省（Ifugao），為菲律賓呂宋島的一個省份，屬於科迪耶拉（Cordillera）行政區。被比喻為「天國的階梯」的水稻梯田，是目前伊富高省最著名的景點，其水稻梯田的規模以及人造灌溉系統為世界最大， 199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然而近年來，許多無視於灌溉溝渠、梯田的建築物開始出現，許多田地開始荒廢、廢耕，使得水稻梯田的景觀維持成為菲律賓政府的難題，這項世界遺產已於2001 年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

而如此壯觀的水稻梯田的源起被認為和菲律賓的原住民伊富高人有關，伊富高人居住在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多山地區，以水稻種植為主要經濟活動的群體，而其在開始耕作這一片梯田的時間長度，目前於許多考古學研究仍有爭議性，但於許多人類學的民族誌資料中皆可看見，環繞著水稻的相關知識如何作為伊富高人社會、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伊富高族早期為富豪財閥以及長老諮詢委員會統治的高地社會，並無君王制度及首領集權，當時已有相當良好且完整的灌溉系統以及龐大的水梯田農業。伊富高人傾向以和平方式解決任何衝突與爭執，也因此使其與低地社會幾乎沒有產生任何衝突1565 年西班牙侵占呂宋島，6年後於此建立馬尼拉城，揭開了在菲律賓為期 333 年的統治。當時西班牙政府利用武力以及天主教信仰，極力想統治難以入侵的伊富高省，但伊富高人民將梯田擴植，同時也努力地防衛，所以當時西班牙政府並無全盤拿下呂宋島，因此得以保存伊富高的社會運作、語言文化以及水梯田農業。 1898 年美西戰爭爆發，西班牙戰敗，自此美國開始統治西班牙。相較於西班牙的強力入侵，美國轉而以較和平方式與伊富高人互動。美國學習當地方言且尊重當地文化祭儀保存，當時低地人大多數接受基督教信仰，但伊富高人不想被基督化，因此高地與低地的分界因宗教信仰更為明顯。雖然菲律賓的國家名稱、街道地名、宗教信仰以及語言深深受西方國家殖民影響，但伊富高殖民歷史以及地緣的獨特性使其免於低地遭同化之危機，因此更加鞏固當地文化及語言傳承與保存。

（四）Ifugao地景保存的努力

2000年SITMo在「菲律賓鄉村重建運動」組織（PRRM）從事「永續鄉村地區發展計畫」（DRDDP）的支持下而成立。SITMo主要關注農業的永續發展、環境與自然資源的管理、倡導永續能源、女性組織和社區健康工作、以社區為基礎的生態旅遊等等。目前SITMo和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的IAP（Ifugao Archeology Project）計畫為重建伊富高歷史及協助研究編制教材，其重要人物有Stephen Acabado（UCLA）、Mr. Marlon Martin（SITMo）、Dr. Ana Labrador（菲律賓博物館）、Dr. John A. Peterson（關島大學）。而自2012年開始，每年約12名學生參與這項夏日田野計畫。

參、結語

原住民在聯合國視為一共同體，具有一致性的認定標準，然而依不同國家地區，因不同的經驗存在不同的差異。在紐西蘭，毛利人對外統稱為原住民，在國內則自稱為毛利人，與白人地位平等之民族；在夏威夷，原住民可藉此與國際接軌，發展推行各項原住民計畫；在菲律賓，原住民尚被認為未開發的民族。因此依照不同國家的歷史脈絡，原住性（indigeneity）亦有所不同。回頭反思在臺灣，原住民一詞實質價值為何？對照其他國家的經驗，原住民一詞是用來與國家對話的平台，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外衣在跟國家對話，於國際權益論述的平台上，用來討論原住民於國際間應有的權利。最後，官大偉老師認為原住民一詞對於原住民並非為一層無法擺脫的外衣，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時時去檢視它對於國家及社會是否具有正向的作用，它可以幫助國家及社會了解什麼？它用來與國家對話時是否有帶來益處？

時間：2019年3月27日上午

地點：林務局

文／布朗

《霞喀羅古道：楓火與綠金的故事》是林務局與徐如林合作出版國家步道系列書籍的第4本著作，繼能高越嶺道（2011）、浸水營古道（2014）、合歡越嶺道（2016）之後，睽違兩年多終於出版問世。霞喀羅古道早在2001年被選為國家步道的第一條示範道路，在2003年首度修整完成時轟動一時，可惜在2004年夏天時因敏督利颱風、艾利颱風的豪雨肆虐下嚴重坍方而封閉，又於2015年因蘇迪勒颱風侵襲中斷，直到2018年底整修完成全線開放通行。本書的出版好比霞喀羅古道的指示牌，在歷史紀錄與田野踏查的基礎上，透過作者徐如林平易近人的筆觸，引導讀者共同瞭解這條古道背後的人文歷史。

新書發表會現場_圖片來源：林務局

新書分享會在上午十點開始，眾多長官、學者及關心臺灣古道的民眾蒞臨參與，現場十分熱鬧。林務局局長林華慶開場致詞，感謝楊南郡老師在生前與師母徐如林老師協助林務局完成152條國家步道系統，其中，霞喀羅古道正是這152條古道之首，而這條古道資料的整理與出版也是楊老師臨終前的遺願之一，也很感激徐老師的努力，本書的出版完整了臺灣四大重要古道的歷史研究。接著，徐如林老師的好友，同時也為本書撰寫序言的中央社董事長劉克襄則從自身的經驗分享，對他而言霞喀羅古道不僅是一條深具歷史意義的路徑，更是與孩子間的對話平台。本書分享會的主角徐如林老師登場，徐老師首先向大家致謝，並向現場讀者說明本書第21頁照片誤植情況，接著隨即進入本書介紹，佐以照片的投影帶著與會者一同走上霞喀羅古道的踏查。

霞喀羅古道所穿越的基納吉部落群與霞喀羅部落群，是泰雅族祖先最早的移民，由泰雅英雄武塔卡拉霍及其直系子孫們所建立。17世紀末，因全球適逢小冰期使得植物生長季節變短，糧食產量變少，南投縣北港溪流域中上游Mashitoban（瑞岩村，泰雅族發源地）的武塔卡拉霍帶領子輩翻山越嶺地向北遷徙找尋適合的居住地，最後在大霸尖山北稜建立第一個部落──鎮西堡，其子孫也後續於霞喀羅古道上建立各部落。

作者徐如林老師

嚴格來說，霞喀羅國家步道，是由「霞喀羅警備道路」與「薩克亞金警備道路」兩條日本時代的「理蕃道路」所構成，雖然早在清代治臺時期，漢人、清朝政府，甚至外國人為了樟樹的利益都捨命進入山區採樟，但皆未真正進入到霞喀羅地區。直到大正十年（1921）後，日本政府從新竹州出動大批警力，利用不同族群的仇恨與矛盾，動員其他族群「味方蕃」圍攻霞喀羅群，並趁鎮壓霞喀羅群有成效時，出動一支213人的「警察搜索隊」，並動員隘勇線內的親日泰雅族群，開闢了「霞喀羅、薩克亞金警備道路」，在短短不到50公里設置25個駐在所，其中3處設有砲台，其沿線的警官駐在所遺址密度是全臺灣最高，這條歷史古道的建置，背後鋪陳的原住民與殖民者的衝突與斑斑血淚。 (more…)

時間｜2019年3月4日上午10時-14時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杏春樓一樓跨領域學院

記錄／EN

「重建‧泰雅爾人的小米傳統與規範特展」開幕茶會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與新竹尖石鄉司馬庫斯、鎮西堡與田埔部落三年前陸續結盟，建立夥伴關係，其中一項重點計畫就是「小米」的復育與文化推廣，協助保留當地文化。由於「小米」近年來復育有成，因此自3月4日起於臺北醫學大學杏春樓一樓跨領域學院舉辦為期兩周的「重建‧泰雅爾人的小米傳統與規範」特展，展示三個原住民部落的小米故事。

開幕活動由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林益仁介紹與會貴賓並致詞。林益仁所長提及，期盼透過學校的社會教育、社團服務、健康照顧以及農產促銷等方式與尖石後山部落建立長期且良好的夥伴關係，而此次小米特展是連結城鄉互惠以及學術應用的重要嘗試，營造彼此共好橋樑。接著由Tali behuy牧師進行泰雅族之祈福儀式揭開序幕，儀式的精神彰顯了與大地生靈共好和諧，種回小米，並祈願得到祝福，之後透過沾酒〈小米酒〉儀式結束祈福。沾酒代表著相互溝通與分享，期望透過此次特展之交流互動，彼此相互幫忙與學習，隨後更邀請部落代表們吟唱泰雅古調以表祝福之意。在結束了悅耳動人的泰雅古調，透過Tali behuy牧師主持致贈小米穗及傳承儀式，開啟部落與臺北醫學大學正式的夥伴關係。傳承儀式由部落長老將小米種子致贈給部落孩童，象徵著小米知識文化的傳承。開幕活動的尾聲則由部落族人於現場示範搗小米糕之過程，並於會場準備泰雅族的特色點心供各個與會貴賓一同品嚐。

臺北醫學大學這次與部落合作推出的小米特展，共規劃了八個展區，不僅透過影片與文字敘說族人如何種回小米的心路歷程與故事，也實際展示九種主要的小米品種，其外表從各種深淺不一的黃色到黑色都有，有的品種尾端還會開叉或為長毛；展場中還能見到手工製作、防範老鼠及松鼠入侵小米田的傳統陷阱，亦有部落族人特別出借展示具百年歷史的小米臼，其主要使用於搗小米糕。

小米，是臺灣原住民族同時具備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傳統性的作物，每一個族群根據其地理生態都有特定的小米栽種品系，並且有族語的名稱。同一種小米品系，在不同的族群會有不一樣的名稱、使用方式與神話傳說，每個部落從播種至收成等整個種植小米之過程皆有一連串的專屬儀式。

而泰雅族目前分類出來的小米種類就多達近十種，有些可以釀酒，有些可以打成小米糕，有些可以直接煮成飯吃，每一種小米都有不同用途。

「小米方舟」復育計劃，不只是保存物種，更種回了泰雅族詞彙、儀式祭典乃至長幼人倫秩序與遺失的文化。林益仁所長指出，小米是原住民部落重要的文化象徵，雖然因為市場經濟作物等因素而式微，但隨著部落主體意識抬頭，小米文化已有復甦跡象，以田埔部落為例，三年前，整個部落僅有一片田地種植小米，如今已發展成逾十塊小米田之規模。

藉由此次展覽，讓大家有機會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與小米間的關聯性以及小米復育保種的過程與重要性，並從原住民身上學習到與大自然的相處方式、生活的智慧及對土地的敬意，思考醫學與科技持續不斷進步與創新的現在，我們是不是遺忘了什麼。

泰雅編織工作坊

泰雅編織工作坊之講師沈美露Meilu Basan(美露．巴桑)

泰雅編織工作坊之講師邀請到沈美露Meilu Basan(美露．巴桑)老師為大家講解、教學。沈老師於新北市烏來區開設「渼潞工作坊」，其主要為泰雅編織與串珠之教學，沈老師提到其投身教學的目的是期望泰雅技藝能夠傳承，讓更多人認識泰雅文化藝術之美。

泰雅編織工作坊之成品

泰雅族所編織的布匹紋路線條以及色彩的調配藝術，極為 美觀且精緻的，昔日泰雅族人的衣料是以苧麻織成的麻布為主，而從種麻、曬麻、搓纖、紡紗、絡紗、煮線、整經到以水平背帶機織布的所有工作都是由女性一手包辦，故對泰雅族的女性來說，編織之技藝是足以左右婚姻的大事。而泰雅族傳統織布工具為「水平背帶織布機」，織布時席地而坐與地面維持水平，僅靠腰帶綁繫、足撐織布箱以支撐布的張力，因坐於地面，又稱「地機」。

工作坊為了讓大家體驗初步基礎的泰雅編織技巧，沈老師透過織布機理念利用書籤紙進行簡易的織布教學，於書籤紙卡上學員們能運用簡單的織布技術依照各自喜好創作出不同樣式的圖案及圖型；而活動最後也在學員們各自的分享自身創意及成品下圓滿落幕。

主講｜邱伊翎(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時間｜108年1月17日

地點｜國史館

文/Djupelang

國史館於108年3月14日辦理專題演講「世界最長的戒嚴？人民的反抗，人民的轉型正義」邀請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探討臺灣歷經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時期，以及解嚴初期談論或參與公共事務時，以叛亂罪起訴卻為常見之事。至今，臺灣人民仍持續為這塊土地努力爭取正義，反抗過去的歷史。人民面對歷史真相時，是否會造成族群對立？現今政府不斷推動的「轉型正義」，人民是否共同正視與意識到當面對威權統治時期時人權侵害的歷史真相？

秘書長邱伊翎簡要說明台灣人權促進會(以下簡稱台權會)於1984年12月10日成立，成立時間為戒嚴時期，12月10日則為聯合國訂定的「國際人權日」。當時雖屬非法組織，且另有「中國人權協會」之存在，但台權會仍持續推動民主改革，並確保各項政治以及人民之權利為主要事務。現今，台權會對於各種人權問題皆提供具體協助及進行相關研究與倡議。

1949年至1987年為臺灣戒嚴時期，其時間長達38年，但臺灣並非為世界最長戒嚴的國家。世界最長的戒嚴為敘利亞，1963年至2011年止廢除48年之久的戒嚴令。1987年7月15日臺灣解除戒嚴，但臺灣是否真的已邁向民主？實質並非如此。邱秘書長舉例說明解嚴初期時，因主張臺灣獨立之言論而遭受牢獄之災案例。1987年8月30日，一百多名曾遭迫害的政治犯，成立「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成立大會上，蔡有全與許曹德因組織章程中的6個字──「臺灣應該獨立」，兩人以叛亂罪被起訴；1988年1月16日，臺灣高等法院宣判蔡有全依「預備意圖竊據國土罪」判有期徒刑11年，許曹德則依「共同陰謀竊據國土罪」判有期徒刑10年。當時《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一百條尚未廢除，而此事件為臺灣解嚴後重大的白色恐怖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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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黃美英

時間｜108年1月17日

地點｜國史館

文／EN

國史館2019年1月17日的原住民族史系列專題，以「被遺忘的族群──噶哈巫的遷移與文化重建」為題，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兼任講師黃美英主講。黃美英老師參與921災後重建，並籌組噶哈巫文教協會，擔任第一屆的義務總幹事。黃美英老師以參與噶哈巫文教協會和相關的文化工作經歷，講述關於噶哈巫族的演變歷程，以及當代族裔對於噶哈巫正名的自我認同意識。

從生番到熟番：文獻所記載的番社〈遷埔前的樸仔籬社與岸裡社〉

從「生番」歸附清廷的「熟番」，故歸順清朝之原住民族於清代稱之為熟番。
清代周鍾瑄的《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坊里‧社〉記載：康熙54年〈1715〉幾個番社由「生番」歸附清廷成為「熟番」。康熙54年新附生番五社：岸裏社、掃拺社、烏牛難社、阿里史社、樸仔籬社，以上各社俱在縣北。
而樸仔籬社與岸裡社的關係演變可從文獻略知，《諸羅縣志》〈番俗志〉〈1717〉所記：「北路熟番八十二社」中包括：岸裡九社(即岸裡東、西、南三社，以及葫蘆墩、西勢尾、麻裡蘭、麻薯、翁仔、峽仔)、阿里史、樸仔離、掃拺、烏牛欄共十三社。
此外，戰後學者的研究，廖漢臣在民國39年〈1950〉向總士官阿黃的第九代裔孫調查時所記報告，岸裡九社之社名改變，即岸裡大社、烏牛欄社、麻里蘭社、西勢尾社、葫蘆墩社、阿里史社、樸仔離社、翁仔社、大湳社。本不屬於岸裡九社之阿里史、樸仔離、烏牛欄社群已被列入新的「岸裡九社」，而清代的掃拺社則不見於文獻中。
歷史學者張隆志的綜論指出：在清代文獻中的岸裡社，隨著其歷史發展的消長興衰過程，有岸裡五社、七社及九社不同稱呼，又有大岸裡社的總稱，關於上列名稱，歷來學者有不同之看法。

樸仔籬社群與岸裡社群的關係

樸仔籬社群與岸裡社群在還沒移往埔里前已形成密切關係，方有共同私墾眉社的行動。黃美英老師認為因為上述兩大社的歷史關聯，導致近代學者將兩大社皆視為「巴宰」族群。

移居埔里的地域認同〈四庄番〉

清末理番政策引入大量漢人勢力，改變了道光初年熟番在埔里地區的優勢地位，諸社熟番較早建立的聚落因為於大埔城周圍，反成為守護功能。
有關「四庄番」有幾種不同說法：
1. 是指後人對於居住在埔里四周建立聚落的熟番，統稱為「四庄番」。
2. 是指烏牛欄台地的巴宰族。
3. 是針對眉溪兩岸四個主要聚落。
黃美英老師認為百餘年來埔里盆地就是一個多元族群來源的移墾社會，每一個家族歷代之間的通婚或收養關係，幾乎很難釐清自身的族群，而外地人來此，常聽到的「四庄番」稱法，相當程度反映了地域群體與族群身份的自我識別意識。

當代的正名運動與文化重建

平埔族群歷經政權轉移、殖民統治、被迫遷徙與漢化問題所衍伸出的正名相
關議題，自90年代起開始受到重視，各平埔族群無一不積極恢復傳統祭儀或對外文化展演。其中，噶哈巫族群組織，在921大地震後，運用網路影像及Facebook等傳播，針對當今政府之立法與政策問題，訴求從「正名」到「民族身分認定」，試圖在近年臺灣的「平埔原住民族運動」與「族群政治」領域佔有一席之地，此皆呈現「族群意識政治化」之明顯趨勢。
四庄聚落雖有多數漢人移入，但並沒有宗祠，缺乏宗族性的集體祭祖活動。噶哈巫族裔仍遺留自古農作豐收與祭祖儀式轉型而來的「番仔過年」和「紀念祖先」的母語歌謠，但延續到太平洋戰爭期間而中斷。
921地震後，社區人士和重建工作站勉力恢復一年一度的「番仔過年」活動，並積極爭取民間與政府資源，在守城和蜈蚣社區重建「望高寮」做為文化地標、規劃深具社群歷史記憶、保存生活古物的「守城社區文化館」等。更重要的是籌組跨社區的「噶哈巫文教協會」，秉持草根民主的參與精神，號召四庄人士、成立母語歌謠班之外，並培訓已式微的武館、北管團隊。尤其在2002、2003年，噶哈巫協會獲文建會補助，大力推動社區總體造計畫，奠定發展基礎，並舉辦百年首度回新社尋根的盛大活動。

結語

綜觀埔里地區的噶哈巫族裔，從921災後的社區與文化重建，乃至近代族群組 內部的轉型後，因受外部其他各平埔族群的結盟運動影響，已呈現「族群意識政治化」之明顯趨勢，未來，也可能牽涉全島平埔各族之「政治代表權」或「民族候選人」之權力訴求。
最後，黃美英老師提及移民的集體遷移經驗與聚落發展，使一群人在移居地重新建立社群連結與認同意識，而不同時代的社會政治情境以及重大事件（如921大地震）、乃至近年其他平埔族群運動與結盟聯繫，更加強化其認同意識與集體行動。總之，從個人、家族、社團至族群的認同，主要是經過漫長歷史與生活、社會關係而來。

主講｜蔡志偉（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108年1月10日 14：00-16：00
地點｜國史館

文／mercury

2019年1月10日國史館原住民族史系列專題為「原住民族文化的傳統智慧創作保護」，並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蔡志偉副教授擔任主講人。蔡教授從定義原住民族名詞解釋開始，接著說明在原住民族法體系下，原住民族多以集體性的概念作為一主體來規範原住民族相關權利，同時介紹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如何設定相關審議基準，以保障原住民族文化內涵的保存與發展。

相較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條，對於臺灣原住民族的定義仍以國家政府核定為主，蔡教授在此引用聯合國所提定義原住民族之基本內容：原住民族社群（communities）、部族（peoples）與民族（nations）係指在被侵略和殖民地化以前於其領域上發展的社會，而目前在該領域中不同於支配的社會或其一部分的其他階層者。他們在現時點上未居於統治階層，但有其固有文化模式、社會制度及法律體系，並依此做為民族存在的基礎，且決意保全、發展其祖先的領域及種族認同，並將其傳承給將來的世代者。蔡教授以上述內容歸納原住民族之定義包含下列四大面向──「歷史面向：強調與前侵略和前殖民社會的歷史延續」、「政治經濟的角度：被支配的社群」、「文化顯著性：得以和社會上其他具支配權力關係的社群形成差異」、「集體性與主體性的建立：顯現在其特殊的世界觀與社群認同」。蔡教授認為在現今國家法律框架下，由於物種進化論及文化階級的發展等論述，法律變成了統治（殖民）者種族與文化優越性的手段，技術性的污名化原住民族文化差異，以實現排除與消除原住民族之特定政治目的。

鑒於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之立法目的及民國94年10月6日立法院公報之立法紀錄中提及：歷經數百年來外來者的統治，臺灣原住民族逐漸喪失其文化主體性，原住民喪失其文化的控制權。近幾年來，隨著多元文化主義興起及全球旅遊熱潮，文化成為商品，原住民族文化常未經同意就被展現、複製、販賣，對原住民族造成傷害，而依據著作權法規定，上開原住民族之文化創作，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之對象。因此，立法確認原住民族對其傳統智慧創作應有的權利，在制度上確立原住民族之文化主體性，有其急迫性。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因而應運而生，相較現有的著作權法，兩法制相互平行，亦即受到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保護之權利，也能同時享有一般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的保護。一般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包含著作權法、專利法及商標法等等，其法律原則為採取創作或登記保護主義，以私有財產權為權利基礎，並有限定其權利的存續期間，其創作素材並非為權利成立的構成要件。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之法律原則，以登記保護主義及實質審查主義為主，受到永久性保護，權利主體為集體性，並且屬於原住民族特殊權利。以上為目前我國對於開創性智慧財產權保護之相關法律。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對於過去的智慧財產權的保存也具有保護效力，另外2017年文化資產保存法新增「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強化原住民族文化保存的適法性，並達到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以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之立法目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審議標準除須依各該文化資產類別基準外，必須再加上「表現原住民族歷史重要或具代表性之文化意義」、「表現原住民族土地的重要關聯性」、「表現特定原住民族、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之文化顯著性」、「表現世代相傳的歷史性」等四項條件，得以取得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之認定。

不論在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或是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有關原住民族權利的保護都是以原住民族集體權利為主體，蔡教授特別解釋所謂法律中人（human-being），即為人存在之價值，人權乃是人性尊嚴之保障，並有充分實現自我之自由，而集體權則為探討民族存在為核心，亦即以保障該民族尊嚴，主體不應被任意被表達，並具有自由意志展現其文化，文化賦予民族存在之價值，如同自然界以生物多樣性達到平衡永續的生態環境，人類社會也必須具有多元文化才能有相互平衡、互利的機制。

蔡教授認為任何一個原住民族文化作為一個民族存在的內涵一定有它的社會脈絡，並且透過脈絡發展的路程以表現原住民族集體權的內涵，原住民族文化成果的表達（文化資產）係由社群（community）、部落（tribe）與民族（nation）成員所共同創造維繫，並歷經世代傳承的文化表現，基本上循社會脈絡－如婚姻家庭和親屬、社會階層及經濟層面；生態脈絡－如環境、生存及技術；展演脈絡：如儀式及傳承等三種脈絡發展與建構其文化本體。因此可以在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中看到其四項審議基準正好與這三種脈絡相互呼應。

最後，蔡教授以奇美部落勇士舞一案為例，說明該創作專用智慧權登記書內容提及舞蹈部分即屬於社會脈絡的展現，服飾部分則屬於生態脈絡的呈現。先前曾有其他單位以公益為由，擅自以公開形式表演奇美部落勇士舞，造成奇美部落反彈。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16條具有高度危險性，認為若他人以文化傳承為由，便很容易符合該條正當目的之要件，而有侵犯族人創作專用智慧權之虞，故需要更加謹慎考量他人利用相關權利方法的合理性，包含不能與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實施辦法第11條第二、三款相互牴觸外，同時也要參考智慧創作專用權證書上相關內容，經過上開相關內容的審慎檢視確認，他人才得以核准使用，為此原住民族權利與文化才得以受到真正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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