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盧育嫺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孫大川主委，於3月20日應邀到國史館發表演講。他談臺灣原住民族「從『他寫』到『我寫』」的歷程，其實就像一部臺灣近代史，原住民在臺灣歷史中，從「不被看見」到「被發現」到「自我展現」的歷險記。孫大川說他兒時記憶中，與同齡小孩參加「少年會所」，看著大人們準備「大獵祭」，或聽族人們在編織、耕地時互相酬答對唱的那種興奮之情，從40年代開始慢慢走下坡；當時，卑南族人陸續離開臺東，到高雄旗山從事香蕉出口產業，到各地蓋水壩、公路…；50年代，遠洋漁撈、林班地工作最夯，更多族人離開臺東、離開臺灣，祭典儀式明顯簡化；到了60年代，十大建設熱烈展開，青壯族人幾乎出走光光，要辦「大獵祭」找不到幾個人，少年會所儀式也不再舉行，部落當時流行的笑話是現在只剩「老人與狗」、「老人與孩」。整個成長過程雖是伴隨著臺灣經濟起飛，孫大川心中卻滿滿憂鬱。部落中的前輩菁英因為1945年後的國語政策，被迫禁用最熟悉的日語，失去話語權的他們紛紛從政治與文化場域上敗退；而新一代的部落菁英還來不及成熟，就被捲入新政權的經濟建設旋渦。他從很小就意識到，熟悉的美好都將不見，部落很快就要完蛋，那種集體焦慮，才是他成長的主旋律。
悲傷的心情需要救贖，孫大川說當時他從三個心靈故鄉得到了慰藉。「卑南部落的童年體驗」是他心中的第一個家鄉，雖然當時感覺無望，但那是一切美好的根源，無論如何只想以「送黃昏部落最後一程」的心情共存亡。或許是這種悲傷，領他跟著族人一起投入天主懷抱，不僅意外學會從神學的角度看歷史，天主教的外籍神父還領他看到了另一個文字世界，成為他日後研究甲骨文的契機。孫大川至今仍深深感念那些神父們，如果不是他們的帶領與勤奮記錄族人傳統律法和文化歷史，部落會崩潰得更快，因此「天主信仰」成了他第二個心靈故鄉。 (more…)
